前者是马丁·库尔茨挑中查理的关键所在,查理在舞台上对女主角罗莎琳德的诠释展示了她一顶帽子下藏着众多脸谱的本领,罗莎琳德身上折射出了查理自相矛盾的性格——智慧和愚蠢并存,无政府主义和社会责任感兼具,这种性格完美贴合了间谍角色复杂的内在。而《圣女贞德》则预先揭示了本剧的悲剧底色——一个被自己人出卖的民族英雄,多么讽刺啊!戚牧接近何悯鸿,逐个离间她与欢乐颂姐妹的关系,骗取她无条件的信任,直至何悯鸿未婚先孕,顺水推舟提出结婚,将其带到寒酸的出租屋,逼走保姆,让何悯鸿“甘之若饴”地照看重病的母亲。这条故事线显然是对PUA精神控制教科书般的展示,但是经由“箭垛”人物何悯鸿展现出来,加上其他四美的衬托,竟有何悯鸿“自讨苦吃”“自作自受”的观感。而戚牧和母亲租住的老破小,又十分“写实”地体现出戚牧作为一个外表光鲜的白领,承受着实际生活的不堪。都市打工人的真实处境竟然通过一个操纵女性的反面形象反映出来,而收入还不及戚牧的几位女性角色,即便身处各种麻烦,经济上有时甚至入不敷出,还能在环境雅致的高档住宅中相互串门,其乐融融。戚牧及其身后老破小张牙舞爪的“真实”,只用于警醒误入歧途的“恋爱脑”女性,而其余更深层次的“真实”,则被挡在了温馨又悬浮的欢乐颂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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